在俞健的手机上,他用App记录了从9月1日至今的天数。那一天,是他来到山西支教的第一天。在他看来,这是很重要的日子,“要有点儿仪式感”。
俞健是中国矿业大学第十一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在山西大同市灵丘县下辖村参与为期一年的支教。
他当初决定报名支教团的想法很简单。他不否认“支教一年能够保研”这一政策的诱惑力,但更重要的目的在于,用一年的青春去山区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希望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关注留守儿童。”与俞健不同,江西理工大学的陈章润17岁时看到一则山区支教公益广告,埋下了支教的想法。2016年11月,正值大学秋季招聘会高峰期,他放弃了3个很好的实习机会,背上行囊,一个人奔赴1441公里之外的云南妥尼村。
“条件越艰苦的地方越需要我们”
“短期支教能开拓学生视野、带给孩子新的课堂模式,但它更像是一次假期实践,主要受益人还是大学生自己。在长期支教中,用心教书,才能更大程度地帮助学生。”2016年9月,经历了两次短期支教后,中山大学环境学院研一的顾文明选择休学参加研究生支教团。
可选择的支教地有4个——云南的澄江、凤庆,西藏的林芝、昌都,顾文明第一志愿就报了昌都。昌都是4地中气候最恶劣、条件最艰苦的,当地昼夜温差大,晴天时日照强烈,变天时风急雪骤,当地的邦达机场被称为“世界上气候最恶劣的机场”。
“我想条件艰苦的地方更需要我们,可发挥的空间也更大。”顾文明所在的队伍里,3名队员都是广东人,适应昌都的气候条件,要克服很多困难。加厚的羽绒服从头年10月穿到次年5月,5月后就换薄羽绒服。昌都平均海拔超过3500米,市区海拔有3200多米,“有时候高原反应导致缺氧性头痛,晚上睡不着觉”。加上工作强度大,身体吃不消,在平原地区一年都不感冒一次的顾文明,到了高原也接连“中招儿”,“离家太远,怕父母担心,生病了也不跟他们说”。
严寒、缺氧、想家、饮食不习惯。但顾文明觉得,这些都不算什么,生活条件与原来差异越大,支教想法反而越坚定。
在学校对口的3个支教点里,俞健去的也是自然条件最差的一个。他选择这个支教点,是为了历练自己。由于地处山区,孩子们上学不方便,学校采取“上10天休4天”的模式。学校没有澡堂,俞健10天都不能洗澡,只能放假去县城澡堂洗澡。平时吃饭几乎都是馒头、土豆、白菜。他用“接地气”来形容自己和其他队员,“据说去年来的同学不到两周就拉肚子,我们这一批都没什么不良反应”。
有人说,从松潘回来之后,孙文像是变了个人。孙文也评价以前的自己是个“莽撞少年”,而经历支教之后,他成长了。
“力的作用都是相互的。”从昌都回来后,受学生的感染,顾文明更珍惜学习的机会,也坚定了继续深造的想法。现在,顾文明还保持跟学生互通邮件,回复他们在学习上的困惑,偶尔也当当“正能量导师”。
孙文也和一些学生保持着联系,即使他的很多学生都已工作、成家,他们还是会偶尔“拉家常”。直到现在,也有学生依然会问他数学题怎么做、作文怎么改。
离开松潘前,孙文许诺要在学生高考前回去看望他们。去年“五一”假期,他特地多请了几天假,回到松潘。他没想到,这次兑现承诺的旅程中,还会收到学生给他准备的惊喜。他们瞒着他举办了一个欢迎会。“那种感觉,就像朋友久别重逢。”
对孙文来说,不管是这群孩子还是曾支教的学校,都已经是他记忆中不能抹去的一部分。从支教时起,他的微信名一直没变——“孙大文要去西部”。
编辑:xzp 审编: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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