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茧蝶变：社会工作介入女性职场性骚扰的理论及实践策略

2021年8月初，一场围绕着“职场性骚扰”“酒桌文化”等关键词的舆论风暴，席卷了整个中国互联网的公共舆论空间。从阿里女员工遭遇上级主管和客户的性骚扰到茅台酒厂女员工酒后疑遭性侵，职场性骚扰再次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相关数据显示，女性遭遇职场性骚扰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如美国、澳大利亚、欧洲等国家和地区，近40%的女性遭遇过职场性骚扰;我国约43.27%的女性遭遇过性骚扰，其中39.2%发生在工作场所。职场性骚扰会给受害者造成身心伤害，使其职业发展机会受阻，并致使其家庭关系遭遇灾难性打击，引发社会大众的恐慌。然而，在传统性别主流文化、酒桌文化、人情缘面子等桎梏下，职场女性遭遇性骚扰容易演变为“看不见的黑箱”，继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这样被传统性别主流话语消解了。在此背景下，尤其是在法律救济疲弱与社会支持匮乏之下，遭遇职场性骚扰的女性开始意识醒觉提升并运用法律武器抗争时，在妇女社会工作增能视角下建构介入及干预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专业价值。

一、女性遭遇职场性骚扰的性别分析及诠释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投身职场，脱离了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但女性也成为职场性骚扰的主要对象。如何突破传统性别主流文化话语体系，需要从妇女社会工作视角去解构职场性骚扰背后的父性性别叙事，以重构性别正义的再诠释，继而指导反性骚扰的专业实践开展。“性”与个人性别气质的双重标准。从传统性别主流话语看，“性”被视为欲望、隐私和道德标准，也常与性暴力、性犯罪等相关联。如社会将男性塑造为“性机器”的暗示和默许，使得男性以性行为来表现“男性气概”或排解自身的压力和痛苦。但“性”对于女性而言，则被视为道德的衡量标准。如此，当遭遇职场性骚扰时，女性往往会承受“不检点”等道德谴责、被污名化，而男性施暴者则被视为宣泄一时的“性欲”，并未对女性造成多大伤害。

父性文化下的依附性。父性文化将男性视为“第一性”、女性为“第二性”，建构了“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关系，甚至将女性物化，成为男性手中的“砝码”。如“见客户带美女”“陪酒美女来”等都代表了一种父性的话语，折射出在商业交易下女性被物化及作为被消耗的“资源”。如此，女性的主体性被消减，且增加了遭遇职场性骚扰的风险。

传统性别文化建构的权力包庇与压制。随着女性迈入职场与收入增加，她们的平等、发展及独立的主体意识日益崛起，在遭遇到职场性骚扰时也发起了不同程度的反抗。然而，职场性骚扰中的加害者可能是女性的上司或同事，或者是业务相关的客户，他们构成了权力共谋的网络，并以“公司名誉”“主管威胁”“同事劝谏”等父性话语维护施暴者，让性骚扰事件“私了”。同时，受害女性因处于多重工作环境压力、缺乏女性亚文化支持，以及被重要他人(如父亲、丈夫等)要求保持沉默甚至“责怪女性受害者”等恶意环境中，致使她们产生自我退缩及遭遇“二次伤害”，从而消解了性骚扰“是个人的也是政治的”女性主体性的抗争。

可见，父性话语和传统主流性别文化塑造出来的性别气质、性别间权力的霸凌与受害者有罪论等思想，为女性在职场性骚扰的抗争中增加了多重枷锁。从这个角度看，妇女社会工作需要提升遭受职场性骚扰女性的权能感，即在“个人-人际-社会”的增能阶梯和多元协作的社会支持网络之上，从女性的声音与经验本质中发现其独特需求，建立一套系统完整的预防和应急机制，由此协助受害女性自主自立，掌控自己生活，并改善其处境。

二、增能视角下妇女社会工作的干预框架

(一)妇女社会工作干预的理论

增能理论

增能既是重要的现代社会工作理论又是一种社会工作介入方法。增能是指赋予或充实个人或群体的权能，促使其由被动的弱者转向主动的强者，并向他们提供必要资源及培力。该理论以“自我增能与行动”“发掘优势”及“寻找环境影响”为核心，代替了“问题式修补”“聚焦危险因子”及“责备受害者”的传统理论理念。

一般来说，增能包括个人、人际和社会三个层面。其中，个人增能关注个人信心的增强，个人形象和能力的提升，以消除个人负面形象;人际增能强调提升个人的人际交往及对他人的影响，实现多元化的社会链接;社会增能则聚焦社会资源和制度，尝试发声，表达诉求，提出改善建议，以实现社会倡导。

社会支持理论

社会支持指与身体健康有关的社会关系，源于互动与交换理论。近几年的研究又将重点转向了社会支持的网络分析，并分为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其中，正式支持指政府部门、司法部门及各种正式组织的制度性支持;非正式支持指来自家人、朋友、同事等的支持。由此，社工需要从互动的过程、主体和内容来提升受害女性的社会支持网络，进一步利用初级群体，发挥社会支持网络在压力应对、个体需求满足及适应能力提升等功能，以最终实现个人的全面增能。

(二)妇女社会工作干预的框架

针对本文对职场性骚扰的诠释，依据增能与社会支持理论，结合职场性骚扰妇女社会工作零星的实践案例，可以建构兼具预防和治疗功能的妇女社会工作三级干预理论框架(见下图)。包括：第一级“营造”，指推动企业建立友善的工作环境，加大有关性骚扰的家庭与社区教育及宣传力度，以预防和减少职场性骚扰的发生，从而把性别平等意识纳入反职场性骚扰的主流话语体系中;第二级“辅导”，指聚焦性骚扰行为给个人带来的危机，通过意识醒觉提升，强化优势挖掘与运用，以增强个人与家庭、朋友等非正式资源的链接，实现权能提升，度过危机;第三级“协作”，指联动正式资源，如政府、警察、法律、医疗等多元主体的介入，提供综合性、系统性的专业干预及“包裹式”的服务。

如图所示，此干预框架基于服务对象的需求出发，聚焦于优势、能力建设与社会支持网络等，并采用综融取向的社会工作方法从微观到宏观展开持续介入，以此建立整全式的反职场性骚扰的预防与应急机制。

三、妇女社会工作介入的实务策略

(一)第一级“营造”防治的介入

预防职场性骚扰是社会工作干预框架的基础，其核心目标在于引发女性、企业及大众对职场性骚扰的认知，达至反职场性骚扰的共识及展开保护性行动，并倡导和促进性别平等与公正的机制建设。概括地说，预防职场性骚扰的干预有三个层面：一是在个人层面，社工应协助个人了解什么是性骚扰，如何避免成为受害者、拒绝沉默及保留性骚扰证据等。二是在企业层面，应建立专门工作小组(如性别平等工作委员会)和内部投诉机制，制定员工防性骚扰手册，强化企业性别平等文化建设，展开性骚扰预防培训等，以营造友善工作环境。三是在社会层面，社工应开展反性骚扰的社会宣传与教育，推动女性自助团体的社会参与和发声，推动反性骚扰立法和优化执法倡议，以此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社会主流，形成良好的社会文化与氛围。

(二)第二级“辅导”防治的介入

针对遭遇职场性骚扰的女性，社工需要开展危机干预，提升权能，以摆脱性骚扰对个体自主性的贬损，强化初级群体的支持网络。在此阶段，社工的增能实践有五大原则：其一，接纳服务对象对问题的看法，让其感到被尊重;其二，评估服务对象现有的优势，协助其恢复自信心，降低自责感;其三，帮助服务对象整合与动员资源，并提供获取资源的机会;其四，协助服务对象分析权力关系，促使其意识到“两性权利的不平等导致了其问题的产生”;其五，引导服务对象相信改变的能力在于自己，以协助其产生自我概念、重要感及能力感。

进一步，妇女社会工作的干预过程分为危机笼罩期、认知转变期、巩固重塑期三个阶段。

危机笼罩期。在此阶段，服务对象遭受身心打击，易出现沮丧、焦虑、自我否定等情绪及自杀倾向。对此，社工的主要介入内容有：一是收集资料，评估自杀意念强度，必要时链接心理医生，以疏导情绪，减轻自杀想法;二是了解服务对象的问题和需求，共同制定服务目标和计划;三是积极联系服务对象身边的重要他人，协助他们觉察到服务对象自杀或攻击他人的行为，以及提供应对创伤的处理方法和危机干预的建议及支持;四是协助服务对象宣泄情绪，并将注意力逐渐转移到未来生活的建设性规划中。

认知转变期。面临家庭、企业、社会舆论的压力，以及求助与维权中遭遇的诸多困难，服务对象易产生孤独感、无助感和失能感。为此，社工应协助服务对象改变“受害者有罪”的非理性信念，促使其认识到性骚扰行为并非个人的原因，而是传统性别主流文化导致的，以提升个人意识醒觉，实现个人心理层面的增能。同时，因受害者通常会在第一时间寻求非正式支持网络的帮助，故社工应向身边重要他人传递反性骚扰的性别平等知识，从而协助其改变认知，减少“责怪受害者”现象的发生，共同协助服务对象展开自我疗愈。

巩固重塑期。在危机褪去逐渐适应新生活的阶段，服务对象还会不断想起过去的痛苦经历，产生无力感。为此，社工应引导服务对象挖掘个人的优势资产与环境中的优势资源，以逐渐形成新的应对方式，提高服务对象的自信心和能力。同时，社工可以提供女性主义团体辅导，去除其孤单无助的情景、分享个人独特与共同的经验，集结女性团体的力量，扩大人际支持网络，促进性别平等意识的改善。

(三)第三级“协同”防治的介入

职场性骚扰问题是系统性的复杂问题，需要多方主体合作，开展跨界合作的综合性干预。对此，第三级防治聚焦于职场性骚扰的结构性因素，运用社区工作等方法，形成多方协同的可持续的工作机制与提供联合服务，以提升受害者对正式资源的分析及运用能力。

概括地说，社工对正式支持网络的协同运作机制(见下图)的搭建主要包括：其一，针对公安与司法体系的介入，司法社工应检查执法中的性别盲点，改变观念，提供资源来保护受害者，以此协助服务对象把法律条文践行到实践层面。其二，针对医疗系统的介入，医务社工应提供医疗服务及指导，加强与司法机构的配合，做好相关证据的采集与保护工作，并确保服务对象的知情权。其三，针对企业的介入，企业社工应在企业内部及时响应，启动企业应急管理机制，并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提供庇护和帮助。其四，针对群团组织的介入，社工应链接妇联和工会(如女职工保护委员会)等群团组织，提供女性职工的保护与维权服务。其五，针对居住社区的介入，社区社工应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在社区建立多机构合作的工作网络和及时处理的工作机制。同时，开展社区内不同人群的培训，进行多种形式的宣传，建立社区庇护所，向遭遇性骚扰的女性提供紧急援助等。

综上所述，深入理解遭遇性骚扰女性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作个人归因，应扩展至父性文化对女性的桎梏与束缚等结构性分析。同时，当遭受性骚扰女性的意识醒觉开始提升并奋起抗争时，社会工作应提供系统性的增能、社会支持与跨部门联动的“一站式”服务模式，以及探索“政企社”合作的工作机制。由此，促使职场女性突破传统主流性别文化的束缚，展现精彩蝶变的人生。本文对女性职场性骚扰的社会工作干预研究仅仅展开了初步探究，但由于职场性骚扰的原因复杂多样，涉及个人、家庭、企业、社会及历史环境等多方面原因，要完全消除职场性骚扰问题及其带来的伤害，需要未来更多的社会工作的实践探索及证据为本的循证研究。

作者：李晓凤 龙嘉慧 李永娇

(作者李晓凤系深圳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龙嘉慧系深圳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研究助理，李永娇系深圳大学法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编辑：涂传博 审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