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理想主义者的选择——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

 时间:2010-03-30 11:07:00来源:北京电大

(本次采访是2010年3月份)

徐永光,男,出生于1949年3月,1985年毕业于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专业。法学硕士。目前担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20世纪90年代,希望工程作为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公益事业,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历史事件。如今,希望工程已成为跨越世纪的在中国十分有影响的公益事业,在国际上也负有盛名。可以说,希望工程是具有个性化的事业,强烈地体现着徐永光的个性色彩:理想而务实。回首他个人的成长历程,正是徐永光面对选择时的超脱窠臼、毅然决然,才最终完成了历史赋予个人的使命。

选择人生——穷日子?富日子?

投身希望工程,徐永光认为那里有他生命历程的影子。他幼年丧父,兄弟姐妹5人,靠母亲给人缝补衣袜维持生计。从小生活的艰难,使徐永光刻骨铭心。母亲为了孩子不吃苦,曾把幼年的徐永光送给一个有钱人家收养。那段时间,徐永光过上了有好吃有好穿的日子,可一到晚上,就闹着要回家睡觉,谁都留不住他。到别人家过好日子,还是跟着母亲过苦日子,徐永光最终选择了贫穷。

8岁那年,徐永光还没有上学。母亲已上班,哥哥姐姐都上学了,谁也顾不上管他。已经耽误了一年学业的徐永光看到邻家孩子都报名上学了,自己翻出户口簿,独自到学校报了名。徐永光至今还为报名面试时自己有一个问题没答好而耿耿于怀。当时学校对穷人家的孩子有学费优惠,徐永光就是享受优惠待遇读的书。回首往事,他相信是命运让他选择了希望工程,选择了对穷苦孩子的救助。

在希望工程第一份募捐信上有这样一句话:“请你为失学儿童奉献爱心”,“奉献爱心”四个字渗透着母亲对徐永光的深刻影响。徐永光说:“我的母亲今年88岁了,她信仰基督教,‘奉献爱心’是她经常挂在嘴边的,因此我在第一份希望工程募捐信上写上了这句话。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见诸报端的募捐口号,现在已经很流行了。昨晚我给母亲打电话,她首先问我给没给台风受灾的地方捐款,并告诉我她给两个教堂送去了200元捐款。”母亲是时时刻刻教育我、给我敲警钟的人。每次回去看她,她都会问:‘是出公差还是自己回家?如果不是公差,必须自己出路费,不能占公家便宜!’我每年都要无数次向她保证,一定好好做事,决不贪污腐败。‘德有伤,贻亲羞’,我不能让母亲失望。”

徐永光确信:儿时的经历和母亲的影响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也许我从幼年时就在选择自己的人生。人的一生,选择可以很理性,也可以很自然、很无意,不一定是精心设计、策划的,自然而然往往一发不可收。你要相信自己的选择,不要太在意别人说什么。我就遵循了这样一条合乎生活逻辑的人生轨道。”

人生选择——仕途?希望工程?

“文革”开始后,徐永光在上山下乡浪潮来到之后应征入伍。在部队中干过炮手、机枪手,种过地,盖过房子,最高职务是班长,带过十几个兵。部队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退伍后他在温州邮电局当机修工,车、钳、铣、焊、电诸活无师自通,搞过几项技术革新。

1978年调团中央工作,历任团中央组织部干事、副处长、处长、副部长,1986年任组织部长,1988年任团中央常委。10年内,致力于共青团组织建设和改革,许多改革和实验具有超前性。

然而,正当仕途坦荡光明时,1988年5月已成为团中央常委的徐永光毅然决定辞职,以10万元注册资金成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出任秘书长,法定代表人,开始设计并推出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为主旨的希望工程。现在讲起当初辞职的理由,徐永光认为首先是温州人的性格使然,是他的血液中渗透的温州地域文化基因起的作用。

追溯温州文化的渊源,一定要讲南宋的永嘉学派,叶适是永嘉学派之集大成者。他将事功之学同政治结合起来,用功利来衡量义理,叶适重商主义的理论一千多年来在温州的影响非常深厚,造成温州人务实、创新、追求个性、讲求功利的个性。徐永光说:“重商文化与官场文化不是一个体系,不涉及谁好谁坏的问题,只是我时时感觉到这种文化在自己心灵中的冲突。做官,多一个我不多,少一个我不少。”在仕途顺畅之时,在众人不理解的眼光里,徐永光最终选择了放弃仕途,成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通过社会为青少年事业的发展募集基金。早在1986年,作为团中央工作团的团长,徐永光到广西桂北地区的两个少数民族贫困县考察了两个月,当地教育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震撼着他:一个2000多人的村庄,解放后没出过一个初中生,90%的孩子读到四年级便失学了。老师的素质也很差,一个只读过两年书的老师居然教起三年级的学生。在讨论青基会的发展目标时,自然而然,徐永光当即想到最重要的事是动员社会力量,救助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

  徐永光一直认为,像中国青基会这样的机构,不仅是一个公益慈善项目的实施者,更是一种精神、文化、价值观的倡导者。徐永光自述,在希望工程实施之初,大概是1990年,一次出差回北京。在飞机上鸟瞰京城,只见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他止不住心中一阵冲动:搞青基会和希望工程,可不是冲着建几个“大楼小楼”来的,就算有了10座像样的大楼又当如何?未及回答,他顿悟:中国青基会所追求的,永远不是有形资产的积累,而是品牌、信誉、机构形象,是在精神、道德、文化、价值观方面对社会的宣导和影响。这不是有形资产所能衡量的。这一悟,成了他18年来做希望工程一以贯之的追求。

希望工程18年,募集海内外捐款逾30亿元人民币,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近300万,建设希望小学12500多所,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公益品牌,徐永光也备受社会关注。希望工程做了18年而热度不衰,仍然能够引起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徐永光认为根本原因是满足了社会“助人自助”的精神需求,同时也因为希望工程把教育、贫困、儿童这三个备受全世界公益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聚合在一起,“三位一体”,自然成为一个聚焦点。

终生选择——前进?后退?

希望工程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探索的产物,“无先例可循,无成法可依”,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这也注定了徐永光的选择也是艰难的选择。再加上中国的法制不健全,一些走在前面的机构会面临更多的风险,有一点“孤军深入”的味道,搞不好就会遭受精英淘汰的命运。

人生之路,往往需要智者指点迷津。1992年时,徐永光面聆国学大师南怀谨的教导,接受他的“冷水疗法”。南怀谨说:“永光,你别见怪,我就是冰果店老板,专泼冷水。”他给了徐永光三句话。第一句是老子的话,“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第二句是“谤随名高”;第三句是曾国藩的,“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在实际工作中,希望工程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管理疏误,外部干扰,体制摩擦,政策风险等等,让希望工程头上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面对艰险,徐永光说:“我当然很辛苦,但辛苦不是痛苦。哪怕有再大的压力、困难、麻烦,我的内心总是非常光明、乐观和自信。就是在香港和《壹周刊》打官司开庭审理的14天里,我还见缝插针地到电影院看了11部新电影。我常常因思考而彻夜难眠,但没有为痛苦而遭受灵魂的煎熬。困难、麻烦、误解乃至恶意中伤早已在意料之中,都应该泰然处之。”

徐永光与苏明娟

其实,徐永光早早就用《道德经》“功成身退,天之道”自励。1997年他就提出了希望工程“嬗变”的设想,即到上世纪末就把希望工程结束。最主要的理由是希望工程做得越大风险越大,与其等到某一天出了问题“下地狱”,还不如在它最好的时候送到博物馆供起来,留下一个完好无损的希望工程。在这是个理想化想法的驱动下,中国青基会提出了“希望工程最后一次劝募”的口号,事实上希望工程到现在也没有停下来。“这说明我的想法比较幼稚,说明社会需要希望工程。”徐永光如是说。此后,徐永光的身退则是按部就班地进行,先是辞去秘书长,后又辞去常务副理事长。

徐永光的身退并不意味着消沉,他的选择没有停止。去年他出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并作为中华慈善大会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参与了首届中华慈善大会的筹备和召开。现在,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探索,与企业界的志同道合者一起创办非公募基金会,目标将锁定“城市化进程中的弱势群体”,关注数千万农民工子女的成长环境。徐永光认为,这件事的重要性和严重程度,不亚于希望工程。

在徐永光的生命中铸就的信念就是:要真实地有责任感地生活。进也好,退也好,成功也好,挫折也好,中国的公益事业需要有人献身。

编辑:moyu 审编: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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